宁波海事法院“三十而立” 化解海上涉渔纠纷新招迭出

办案法官调解一起相邻鱼塘纠纷案。

地处东海之滨的宁波，向海而兴、拓海而荣。辽阔的海域、众多的海岛、漫长的海岸线，是宁波发展海洋渔业经济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优势。然而，渔民在出海生产过程中难免会“磕磕碰碰”，引发各类纠纷。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随着海洋渔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，涉渔纠纷日益增多，对海事司法的需求也日益增强。

1992年12月4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浙江设立宁波海事法院，专门管辖浙江省港口、岛屿、沿海水域和通海内河发生的一审海事海商案件，从此结束了浙江作为海洋经济大省、渔业资源大省没有专门海事审判机构的历史。

30年来，宁波海事法院共受理涉渔纠纷17358件，每年审结涉渔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。其中，1993年办理33件，而今年年初至9月底就办理1135件，基本上与我国渔业产业规模日益扩大、浙江渔业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的情形相契合。

办案法官远程调解一起海上合同纠纷案。

渔民打官司要跑远路，怎么办？ 数字赋能：帮渔民在家门口化解纠纷

渔民频繁出海捕鱼或长期在海上从事渔业生产，如果遇到纠纷需要调解或打官司，以前不得不跑很远的路，真是费时费力。宁波海事法院法官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：20年前，温州苍南渔民陈某为了一起渔船入伙官司，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巴车，从浙江南端的霞关镇前往宁波海事法院参与诉讼，花了大量时间，车资和食宿等花销也很大，最后官司是打赢了，但到手的钱也所剩无几。

“如今，群众打官司比以前方便多了。”法官又举了一个例子：今年5月，陈某同村的渔民郑老伯也遇到类似纠纷，跟陈某当年的情况不同，郑老伯直接到温州海事法庭办理纠纷调解。该庭办案法官考虑到当事人双方都是当地村民，决定直接到渔村开展调解工作，郑老伯很快拿回了他应得的钱款。

为了方便群众诉讼，宁波海事法院依托浙江省沿海临港经济产业带南北布局、全域联动的发展态势，先后在温州、舟山、台州、杭州设立了派出法庭，构建起浙江海事审判“一体四翼”格局，夯实了海事审判基层基础建设。

“在设立派出法庭的基础上，宁波海事法院利用数字赋能，积极建设‘海上共享法庭’，帮助渔民在家门口化解纠纷。”宁波海事法院相关负责人说。

针对浙江省全海域范围内的海岛、渔区距离偏远，众多跑船、捕鱼当事人常年远洋作业、漂泊在船上，打官司维权相当不易的实际情况，宁波海事法院先后在全省各地设立了28家“海上共享法庭”。与宁波、舟山市委政法委和宁波中院联合印发《关于建立“共享法庭”海地协助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》，形成多方力量广泛参与、全域覆盖的“共享法庭”工作格局。同时，对“海上共享法庭”设备及数据进行改造升级，实现随时能接听“海上共享法庭”平台终端呼叫、预约联络法官、在线诉讼、调解指导、讲座宣传等各项功能，切实将海事司法触角延伸到海岛渔区及行业社会治理的最末端，把各项便民措施送到群众家门口。

去年国庆假期，象山石浦渔民蒋先生因为渔船触碰纠纷起诉到该院，办案法官为了让蒋先生能尽快恢复作业，利用“海上共享法庭”进行线上调解，不到1小时就调解完毕。“现在在海上就能联系海事法院，不跑一步路，不花一分钱。”利用手机在船上完成了纠纷调解的蒋先生，事后将这件新鲜事告诉了亲朋好友。

截至今年10月底，该院通过“海上共享法庭”完成网上立案2021件、在线诉讼381件，累计指导调解纠纷177件、化解纠纷497件、协助执行7件，开展普法宣传20次、开展调解培训5次。

办案人员租来小船，接送被扣轮船上的船员上岸。

渔船上劳务纠纷增多，怎么办？ 机制保障：让渔民出海无后顾之忧  

近年来，受海洋渔业资源萎缩、渔民转产上岸等形势的影响，涉渔纠纷案件数量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，约占海事案件的20%。其中，渔船上劳务纠纷占很大一部分，而且矛盾化解难度不小。这类纠纷成为萦绕在渔民心头的痛点，让他们无心出海作业。

去年11月，宁波海事法院受理了一起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，原告船员要求被告船东支付工资。由于船东经营地在辽宁，而船员在舟山，给纠纷化解工作带来了较大难度。经双方同意，法院通过宁波海事局委派特邀调解员的方式，对该案进行诉前调解。特邀调解员通过电话、微信等方式与双方反复沟通，借助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推进调解进程，最终，船东向船员支付了全部工资。

“当时宁波海事法院法官说，让宁波海事局先来调解试试，我没抱多大希望，没想到真的能够顺利解决，非常感谢！”船员老孔说。

长期以来，由于维权成本高、合同不规范及船员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，船员工资被拖欠的现象时有发生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航运业健康发展。2020年8月，宁波海事法院与宁波海事局签订《船员劳资纠纷调解和维权协作机制》，成为全国首个司法与行政携手解决船员劳资纠纷的协作机制，船员、船东双方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。

“渔船船员纠纷数量历来较多。我们调研后发现，90%以上的渔船船东与船员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，产生纠纷后，双方往往各执一词、争议较大。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占整个涉渔纠纷案件数量的39%。”宁波海事法院立案庭庭长史红萍介绍。

对此，该院在对涉渔部门调研的基础上，结合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和海上人身损害纠纷的司法实践，制订了《渔船船员劳务合同》范本。

“浙象渔50009”船船员齐师傅与船东签订了合同后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有了这份合同，我不仅了解了自己的权利义务，还熟知了生产纪律和劳动风险，心里有底了。”

据统计，在宁波海事法院和当地政府的共同推动下，目前仅象山县就有4000多人次使用此范本签订合同，该县劳务合同和人身损害纠纷下降近65%。

该院每年定期开展“送法上船”“送法进码头”主题普法活动。今年以来，该院帮助349名渔船上的船员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，妥善化解海事矛盾纠纷2000余件，为重点渔区的基层调解员、船老大、渔嫂等授课20余场次，实现了海事司法和基层治理的联动。

渔区纠纷处理难，怎么办？ 诉调衔接：多方联手打造“无诉渔区”

浙江的渔场面积全国最大，渔区分布广且涉渔群体复杂，纠纷处理成本高、难度大、时间长。“涉渔纠纷有‘两多两少’的特点：当事人多、言辞证据多；原始证据少、法律服务者参与少。”宁波海事法院院长唐学兵介绍，“这就需要法院更加主动地调查走访，深入渔区了解当地渔业生产习惯和地方风俗。”

近年来，宁波海事法院通过诉调衔接等手段，与多部门联手打造“无诉渔区”，为海洋经济发展和渔民生产生活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

2011年初，该院将海事诉调衔接机制列为重点课题，调研后发现，渔区调解组织“老娘舅”在几个重点渔区有人缘优势，熟悉渔区的生产生活，每年平均调处的涉渔纠纷总数都在1000件以上，调解成功率在90%以上，且绝大部分当事人能自动履行。于是该院专门出台《关于建立和完善涉渔纠纷诉调衔接机制的若干意见》，加大对渔区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力度，形成由法院“专家门诊”和渔区调解组织“老娘舅”联合化解纠纷的新模式，使矛盾纠纷解决越来越便捷高效。

实践中，也有个别当事人签署调解协议后再次进入诉讼程序。温州舥艚镇一渔民在渔船碰撞中受伤，经过当地综治办调解，该渔民拿到了医药费和16万元的人身损失赔偿金。然而，该渔民后来反悔了，起诉到温州海事法庭说，调解协议是他哥哥代签的。

“该渔民不仅把赔偿金花在了一次次的诉讼代理上，而且弄得兄弟翻脸，哥哥最后出庭为船东作证。”时任温州海事法庭庭长的吴胜顺说起这个案例深感惋惜，“如果有畅通的诉调衔接机制，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。”

“老娘舅”工作的“软肋”还不止这些。在调解涉渔纠纷时，调解员经常有忽视初始证据的获取、固定，以及未曾制作书面调查笔录的情况。在纠纷调解成功后，不及时签订书面调解协议，不但易使当事人反悔，而且也增加了司法救济的难度。

对于渔区调解组织在涉渔纠纷调解中存在的“短板”，宁波海事法院积极创新措施加以补齐：在法律知识上的专业培训，在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上的专业指导，在处理重大复杂纠纷时的司法配合，在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和执行上的支持等。

该院还充分发挥海事审判工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，于2014年与省海洋与渔业局签署《海洋渔业行政执法与海事司法加大与渔业友好协作备忘录》，对浙江渔场修复振兴、重构海洋渔业生产秩序等方面提出29条协作意见。去年，该院与宁波市检察院、宁波市中院、宁波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发布《关于办理渔业资源损害民事公益赔偿案件的若干意见》，合力守护渔业经济健康发展。记者 吴向正 通讯员 王舜毕 文/摄